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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来源:光明图片 发布时间:2017-07-21

 

作者:马小呆

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  在映画廊十周年纪念画册中,有一页密密麻麻印满了名字,他们是曾经在映画廊举办展览的摄影家与艺术家。这些名字从时空和领域上涵盖了当代中国摄影的方方面面,由此亦可窥见映画廊之于中国摄影的意义所在。而那日松,作为这个偏居北京798艺术区一隅的摄影画廊的主人,其能力、眼界以及展现的价值,自然也不言而喻。

  自1991年进入《大众摄影》杂志社,那日松就注定与中国摄影相伴一生。26年间,他的身份灵活而频繁的改变着。从杂志主编到策展人,从评论家到画廊主,不管角色如何切换,那日松始终行走在中国摄影的第一线。他办展览、出画册、搞评选,将映画廊当做中国摄影的一个锚点,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  2017年6月,在第二届“故乡的路: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”展览策划期间,笔者对那日松进行了专访。

对于民族摄影,“谁来拍不是问题”

  马小呆:我对第一届“故乡的路: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”作品的印象很深,也看到这些民族影像很真实。您觉得本届的作品跟上届有什么不同?

  那日松:正如你所说,这个奖的评选标准就是:摄影师真实记录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。本届20个获奖摄影师的作品基本上还在这个标准范围内,只是整体水平可能没有上届那么高。不过,这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第一届获奖的摄影师是多年积累的结果,他们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拿来参选,厚积薄发。如果想要第二届迅速又出现这么多高水平作品,也不太现实。但是本届的作品也有几个显著特点——民族更广泛,年轻摄影师多,女摄影师也多。

  马小呆:“故乡的路”最大的特点是少数民族摄影师记录本民族,您以前也曾谈到过对“被污染的民族摄影”的批评。但不管国内外,历史上有许多著名摄影师远赴民族地区,作为外来者的他们依然拍到了非常优秀的作品。您觉得这些外来摄影师与本民族摄影师的作品有什么异同?

  那日松:从目前这两届评选来看,还是有不同,这取决于观看的标准。在上届的展览前言里我也写过,我并不反对汉族摄影师拍少数民族,而且很多特别棒的汉族摄影师也拍下了伟大的作品,比如庄学本、吕楠、杨延康等,所以,谁来拍不是问题。如果从摄影艺术本身来看,两者都很优秀;如果从摄影师与被摄者的关系来看的话,本民族摄影师与被摄者的关系更接近、更熟悉、更自然。也许他们的拍摄技巧和水平不如这些著名摄影家,但是在作品里流露出来的对本民族的情感,是其独有的。

  我想“少数民族摄影师”的概念也许过几年就不需要了,这个奖也不用评了,因为没必要总是强调这个概念。只要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尊重和认同,每位摄影师都能达到最自然的交流状态,做到最真实的记录。

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《俄亚大村》苏国胜作品(纳西族)

从图片编辑到策展人

  马小呆:您是怎样和摄影结缘的?

  那日松:我大学是中文系的,当时最想去的是《中国青年报》,1991年毕业分配工作时,稀里糊涂就进了《大众摄影》杂志。当时我对摄影还没兴趣,想跳槽也跳不出来。但我特别喜欢做编辑,所以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,慢慢地也就喜欢上了摄影。

  90年代末是国内媒体发展最快的时候,我离开《大众摄影》后先到了一个摄影网站做了半年,然后就去了《北京青年报》。《北京青年报》影响力大,挣得也多,但我其实不太喜欢报纸的快节奏,更喜欢在杂志做深度专题。

  《大众摄影》让我掌握了国内摄影界的大量资源;网站的工作让我了解了网络的价值;《北京青年报》锻炼了我的快速采编能力。这些本事都有了以后,我觉得应该干点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了,于是就去了《摄影之友》杂志做执行主编。

  马小呆:2004年,您策划了规模庞大的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,这是您第一次做策展人吧?

  那日松:对,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当时故宫找摄影圈的一帮人座谈,原本是想搞一个拍故宫的摄影比赛。我觉得比赛格局太小,提议做一个户外的国际性摄影展,达到能真正跟世界对话的级别,因为故宫有这个资格。后来得到了他们的认可,我就成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。

  马小呆:您从这次策展经历中吸取了哪些经验?

  那日松:非常多的经验。展览从策划到开幕只有几个月时间,但是想请的那些世界著名的摄影家很难,因为我一个也不认识。于是就请我的好朋友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·普雷基和法国摄影家阎雷请人,这件事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头绪,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打打电话而已。我负责整个展览的策划和文案,包括展览画册——《影像的力量: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作品集》,当时只用4天时间就编辑、设计完成了。那次展览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,只要敢想,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2002年我在巴黎看了卢森堡公园的户外摄影展,展览作品的尺幅很大,基本是1.8×1.2米,当时据说只有最好的摄影家才能在那里办展览。

  故宫这个展览应该算是受卢森堡公园展览的启发,也参照了它的规格。但我根据故宫的宏伟规模,又做了很多更大的尺幅——6×8米,展览作品的数量也远远超出卢森堡公园的规模。那次展览的摄影家是世界级的,展览制作、展出水平是世界级的,故宫这样的展览地点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在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上,著名战地摄影家詹姆斯•纳赫特威的巨幅作品。

  马小呆:您是在这次展览之后萌生了做策展人的想法吗?

  那日松:当时还没有。做完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的第二年,我被猎头公司介绍到了《PHOTO》杂志中文版。虽然《摄影之友》是我非常喜欢的杂志,我也为它付出了很多,但我最喜欢的是类似法国和美国《PHOTO》这样的杂志。

  当然,这本“中文版”做了三期试刊后,因为一些其他原因,一年半后就无疾而终了。之后我去全景图片库工作了一段时间,期间我和金平共同创立了映画廊。后来,因为商业图片库实在不是我想做的事,我就离开全景图片库,专心来做映画廊了。

  马小呆:从图片编辑到主编,从策展人到画廊负责人,这几个身份您最喜欢哪个?

  那日松:我还是最喜欢做媒体,所以接手映画廊之后就做了《像素》杂志。《像素》就是我真正想做的那种杂志,但是时代慢慢地改变了,属于纸媒的最好时代已经过去。好在《像素》还正式做了5期,算是过了个瘾。《像素》是很理想、很美好的,但即使做到最好,也不可能达到摄影杂志辉煌时期那样的发行量和影响力。过了那个时代,我即使继续做也就只能是很小众,自娱自乐,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。

“没有差劲的摄影师,只有不好的策展人”

  马小呆: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,您怎么判断摄影师作品的价值?什么样的作品会让您为其策划展览?

  那日松:从策展人角度来讲,没有差劲的摄影师,只有不好的策展人。举个例子:在我给刘远做展览之前,他的争议非常大。大家认为他就是一个土豪,喜欢全世界游走,还疯狂出画册。但他的画册缺乏好的编辑和策划,受到不少批评。

  但我看刘远的照片,却觉得他有自己独特的拍摄想法,于是就帮他从大量杂乱的照片中编辑整理出几个专题,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专题就是“红色影像之旅”。后来刘远逐渐受到摄影圈认可也跟这个有关系。今年我刚帮他出版了《活在广州》,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画册。

  马小呆:在策展时,您比较看重什么?

  那日松:第一,我策划的展览比较强调社会性。展览内容具有社会影响力,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传播度,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第二,对于策展人来说,整个展场是一个完整的作品。每一个展览都要在视觉呈现上吸引观众,所以我在展览的呈现方式上比较下功夫。观众进展厅以后,视觉点一定要非常丰富,决不能仅仅在墙上挂一圈照片就完了。照片的呈现方法可以多样化——大照片能在视觉上一下子吸引人;作品除了挂在墙上之外还可以垂挂在展厅中间;还可以搭配灯光做一些影像装置等。

 

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2016年映画廊启动了“映·纪实影像奖”,旨在发现、鼓励和支持关注民生、关注环境、关注社会变迁并具有非凡艺术创造力的中国当代影像创作者。

  马小呆:您自己策划的最满意的展览是什么?

  那日松:2011年任曙林的“八十年代中学生”摄影展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完美的。60幅没有剪裁、重新制作的照片分别装裱在三个不同颜色的相框里,比正常的素色相框更加营造了青春的感觉;与此同时,还有十几幅任曙林当年制作的原作照片。我还用任曙林当年征集的中学生写的诗歌,做了一个6×3米的诗歌墙,在展厅中就像一个青春的纪念碑。最后,我从任曙林当年拍摄的北京一七一中学借了一批老桌椅,在墙上贴上从照片里截出来的当年的标语,在展厅里复原了一个当年的教室。现场同时放着他当年拍的纪录片《夏日的回忆》。

  在这个展览之前,我还请任曙林和民谣歌手钟立风做了一次音乐影像展,相当于任曙林展览的一个预热,也试探一下观众对他作品的看法。所以那次展览特别成功,媒体报道量可能也是中国摄影之最了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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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八十年代中学生”任曙林摄影展。

映画廊的未来

  马小呆:2017年是映画廊成立十周年,您觉得这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

  那日松:最大的变化还是从最初的纯画廊慢慢向综合性摄影中心的转型。2007年左右是中国摄影市场特别火的时候,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,包括当代摄影。一开始,我是想做一个商业画廊,真正成立以后,好日子也就不到一年时间,金融危机后市场一下就不行了,画廊对我和合作者来说变成了一个大包袱。

  我本来对销售照片就没兴趣,与其卖照片,还不如卖展览。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,租场地、策展、出版画册等一系列活动的打包费用,比卖照片挣得多。再加上我本来擅长的领域就是策划、编辑、出版,所以就发挥自己更有优势的一方面。如今,虽然不能说成功,但至少保证映画廊一直还活着。

  通过后来不断走访国外的摄影机构,我觉得映画廊的路走对了。国外的摄影机构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基金会支撑,我们做不到,所以只能增加一些商业性内容,综合自身经营和少量社会赞助,才有可能生存下去。

  马小呆: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?

  那日松:首先是让映画廊继续健康发展下去,尽量达到我理想的目标;同时希望早日有真正懂得专业运营和管理的人加入映画廊的团队。这样的话,我就可以不过多地陷在事务性工作中,而有时间利用自己的资源撰写或者编辑一些与摄影有关的书。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。

  那日松

  1991年,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,进入《大众摄影》杂志社任作品编辑;

  2000年起,历任《北京青年报》图片编辑、《摄影之友》执行主编、《PHOTO》中文版执行主编、全景视觉传媒副总裁;

  2004年,作为故宫博物院80周年系列庆典重要活动之一,以“文明对话”为主题策划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;

  2007年,联合创办“映艺术中心/映画廊”;

  2009年,创办影像杂志《像素》;

  2015年,创办“故乡的路: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”;

  2017年,创办“映·纪实影像奖”;

  20多年来,曾为众多国内外著名摄影家策划展览、出版画册,曾多次担任国内外摄影节及大型摄影展策展人。

  

行走在当代中国摄影的第一线——专访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

映画廊策划出品的部分出版物。

[责任编辑:李运恒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