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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肖像,让你与摄影大师长久对视——专访钟维兴

来源:光明图片 发布时间:2017-11-16

马列/采访、撰文

这些肖像,让你与摄影大师长久对视——专访钟维兴

 

    钟维兴 1962年生,成都国际摄影文化交流协会会长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产业委员会专家委员; 2003年开始系统性摄影创作至今,已创作专题《天路》、《失落园》、《天玄地黄》、《马达加斯加影像日记》、《秘鲁影像日记·山巅上的乌兹托克》、《斯里兰卡影像日记·化相重合的瞬间》、《恒河系列》、《美国西海岸》等; 2008年,在映画廊举办《失落的天堂》个展; 2012年,《失落园》参加第1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,获全场最高奖“平遥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”;《秘鲁影像日记·山巅上的乌兹托克》参加2012首届中国凤凰国际摄影双年展 2014年,《失落园》系列的重要作品,参加洛杉矶巴黎摄影博览会; 2015年,《失落园》系列的重要作品,参加巴塞罗那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; 2017年,“凝视·当代摄影大师肖像”特邀展亮相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;“面对面·当代摄影大师肖像”在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。

    摄影家,通常不喜欢被人拍摄。人们对其的熟悉,也大多停留在一幅幅脍炙人口的作品中。但随着钟维兴创作的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亮相,这一空白被填补了。罗伯特·弗兰克、威廉·克莱因、约瑟夫·寇德卡、艾略特·厄韦特、萨巴斯提奥·萨尔加多、贝尔纳·弗孔、细江英公、荒木经惟……2016年起,钟维兴开始拍摄世界摄影名家,截至采访之时已达82位。然而,这部作品却不只是一幅幅肖像照片那么简单,钟维兴采用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动态影像、纪录片等多种表现方式,力图“完整、立体、鲜活地把当代摄影大师记录下来”。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得到欧洲摄影博物馆的支持,为其筹办的展览也即将在巴黎开幕。馆长让-吕克·蒙特罗索(Jean-Luc Monterosso)这样评价钟维兴:“他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些摄影大师,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摄影,书写和记录了摄影史。我相信他会在摄影史有一个位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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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瑟夫·寇德卡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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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诺·拉菲尔·闵奇恩

从照片到作品,是一条漫长的路

马列: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即将在欧洲摄影博物馆亮相,这次展览有什么特点?

钟维兴:这次的作品主要由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让-吕克选出,都是曾在这里举办过展览的摄影家肖像。开幕时,众多我拍摄过的摄影家也会亲临现场。这次展览主要还是由欧洲摄影博物馆主导,至于这个项目较为完整的呈现,我希望能在国内举办展览。

马列:这次参加2017北京国际摄影周,为什么只举办了讲座,没有做展览呢?

钟维兴:时间不够,下次在国内做展览,最快可能也要三年后了。国外好的美术馆,做一个展览一般需要两年时间。刚开始我也挺费解:做一个展览真需要那么长时间吗?首先是排期,美术馆不能想到什么做到什么,通常需要提前两年做展览排期。其次,不同的展馆呈现方式不一样。如果想要把作品很好地呈现出来,要根据作品特点、展线长度、灯光设置等周详地设计。

马列:甚至展览内容还需要根据美术馆自身的定位和研究方向,做相应的调整吧。

钟维兴:对。这么说起来的话,两年的时间是很紧张的。美术馆对于艺术家作品有自己的选择,策展人也会有自己的思路。当策展方案定下来以后,才能开始调试、制作作品,这又要几个月时间。在外国办展览,作品不能在电脑上看,一般需要把照片输出装裱以后,才去选择。如果展览需要30幅,那至少要准备上百幅备选。

马列:一开始就要把作品按最终展览效果制作出来?

钟维兴:当然了。照片在手机上、在电脑上看,效果不同;输出以后,有没有装裱,效果也不同;就算装裱了,如果没有放在展览环境下,效果仍然不一样。这样一套挑选、制作作品的过程,需要非常长的时间。如果用一两个月就做出一个展览,我认为既不尊重观看者,也不尊重自己。实际上,很多摄影师办展时拿出来的不是作品,而只是半成品。拍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,之后的制作过程是一条漫长的路,如果把这些都给省了,那是对作品不负责任。而且他们最后还发牢骚:为什么我的作品没人收藏?你拿出来的只是半成品,别人凭什么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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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巴斯提奥·萨尔加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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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山大道

    从何处开始摄影,并不重要

马列:您正式开始摄影创作是什么时候? 此前接触过摄影吗?

钟维兴:2003年开始拍照,之前谈不上接触摄影。我最早在银行工作,后来下海经商,做金融证券、做房地产。我一直非常喜欢旅游,走过很多国家,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认识了四川摄影家朱林老师,之后就和他们几个摄影前辈一起走了许多地方。一路上学习摄影,也经历了很多,可以说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一些冲击。摄影让我发现了一种新的、更快乐的生活方式。

马列:现在怎么看那一段经历呢?

钟维兴:从摄影来讲,每个人是怎么开始的不重要,关键是要想清楚,最后要干什么。摄影的不同类别没有好差之分,不管拍什么,只要拍得有价值,就是好的。当然了,一般的风光摄影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更好上手,因为比较容易复制。很多拍风光的爱好者,看到好照片后,会找到相同的位置去拍摄。对于初学者,这种模仿没什么坏处,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审美情趣的基本功训练。任何艺术家都不是天生的,总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。那段经历对我特别重要,因为我遇到的老师非常好,他总是在鼓励,并且告诉我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不好的。

马列:2007年创作的《失乐园》应该算您的成名作了,为什么拍这样一组作品?

钟维兴:拍以前我就去过内蒙古额济纳旗。当时看到朋友拍的沙漠胡杨,才知道还有那么美的地方,一开始我是冲着拍风光去的。后来我看到一个故事。那片沙漠里有一个古城遗址——黑城。700多年前,这里是一片绿洲,城里的人民也很富足,后来遇到军队攻打,久攻不下就把流经黑城的河流改道了,城里人没水喝就投降了。战争虽然胜利了,但从此这里便成了沙漠。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很有感触,一直考虑该如何去表现。

马列:人类的选择改变了自然环境,同时也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发展。

钟维兴:对,我当时就想,人类是多么愚蠢,取得了一时的胜利,最后却惩罚了自己。当时为了表达这些感触,策划了半年时间才去拍摄。而且这个地方,在我拍完的第二年就改变了。

马列:对《失乐园》,现在看与当时看,感受上有什么差别?

钟维兴:回首去看,直到今天,我还想把它重新做一个非常好的展览。过了那么多年,我依然惊奇当时居然有这么好的灵感。如果今天去做,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以这样的镜头语言或方式去表现。

马列:此后,您大多数时间在海外拍摄一些人文题材。您曾说过:一个成熟的摄影人不需要所谓的家乡情结。怎么理解这句话?

钟维兴:艺术是无国界的,为全人类服务,不能狭隘地说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,即便表达民族性,也不能简单地使用中国符号。布列松或者马克·吕布都曾经在中国拍过非常好的作品,但是如果他们拍中国的却非要把法国的民族性加进来,这听起来不是很不靠谱吗?我认为,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新的艺术价值观,并且逐渐影响世界,这样才能抢到话语权。但是这个价值观不等于京剧、川剧,也不是瓜皮帽、长衫子,不是那么简单。假如哪一天,全球某一项摄影理论或摄影实践的开拓者是中国人,那才是我们的骄傲,而不是把所谓的中国文化符号通过摄影强加给世界。

这些肖像,让你与摄影大师长久对视——专访钟维兴

 萨拉· 莫恩

这些肖像,让你与摄影大师长久对视——专访钟维兴

 弗朗索瓦·马里·巴尼耶

    “如果没人去做,摄影史将是不完美的”

马列:接下来就要聊到您最近的重要作品——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,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吗?

钟维兴:做这个事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。2015年9月,因为一个展览要和萨尔加多会面,我就把此前在印度拍现场人物肖像的设备带上了。我非常喜欢萨尔加多的作品,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见面谈完事情后,我提出来拍一幅肖像,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,之后看到照片也很满意。当时在萨尔加多工作室拍摄的这幅照片,也是目前这个系列的第一幅。之后因为马上要见威廉·克莱因,我就想,为什么不接着拍呢?后来我才意识到,世界上那么多摄影大师,居然没有一个人系统地拍过肖像。

马列:这在当下摄影领域还是一个空白。

钟维兴:对。不管怎么讲,始终要有人去做这个事,如果没人去做,摄影史将是不完美的。我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,很多人是存疑的。首先,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因为这些摄影大师分布在全球那么多国家和城市。其次,这帮大咖很难搞的,拍了以后如果反映不好,还做得下去吗?而且他们都没见过我的作品,仅仅凭一张萨尔加多的照片说明不了问题。

马列:那后来这个项目又是如何得到欧洲摄影博物馆的支持呢?

钟维兴:没人相信我,我就自己坚持一个个先拍起来。大概拍了5、6位之后,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让-吕克看了这些作品,非常认可。之后,他就开始主动帮我约其他摄影家,首先是在欧洲摄影博物馆做过展览的,这样拍摄就进入了 “快车道”。后来不只他,三影堂的荣荣也帮我约了森山大道、荒木经惟、石内都、细江英公等日本摄影家。到今天(2017年10月13日),我已经拍了82位摄影大师。

    拍摄的故事

马列:讲讲拍摄中的故事吧。听说约瑟夫•寇德卡(Josef Koudelka)几乎不接受采访,也不愿意被拍摄,您当时是怎样拍摄的?

钟维兴:准确来讲,寇德卡并不是接受了我的拍摄,而是没有拒绝。其实包括寇德卡、威廉·克莱因、罗伯特·弗兰克在内的许多摄影家都是这样,朋友只是单纯帮我约见面,至于能不能接受拍摄,是见面后在交流中才能确认的。因为如果提前说要拍摄,他们搞不好根本不会来。那天,让-吕克把寇德卡约到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办公室。寇德卡也特别直接,来了就问:找我干嘛?我说:首先你是我的偶像,按中国当下的话说,你就是男神级的人物。他听了以后很开心,说:你摸摸,我是人,不是神。后来聊天的氛围很好,我的助理就开始摄像,这时寇德卡没有拒绝,于是我赶快让其他人和他聊,自己拿起相机拍摄。寇德卡非常清楚我在拍他,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我。

马列:拍之后,您和他讲了这个项目吗?

钟维兴:讲了,也把照片给他看了。他说:片子挺好,但是你们知道我这个人……他的态度就是——你拍就拍了,但不能把照片放在展览里。

马列:从拍寇德卡的过程,也能看来这组作品的拍摄形式不拘一格,是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随机应变的。但如果在理想情况下,给摄影家拍一个正式肖像,您有什么构思?

钟维兴:最理想的状态是:在合适的灯光环境下,被拍摄的摄影家能跟我共同参与构思和创意。比如阿诺•拉斐尔•闵奇恩(Arno Rafael Minkinnen)和乔·彼得•威金(Joel·Peter Witkin),他们两个本身就是行为艺术家,只要提出要求,他们马上就会配合,所以最终呈现的作品就完全就不同了。

马列:这确实是这个系列的最特别之处。因为每一个被摄者都是摄影大师,他们非常明白用相机观看是怎么一回事,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参与拍摄创意中。并且更有趣的是,这次他们站在了镜头的前面,而不是后面。

钟维兴:对,但是站在前面和后面是完全不一样。在镜头前,他们基本上都很紧张。在我拍摄的摄影家中,有很多就是以拍肖像为主的,我原本以为他们最明白怎么调度模特,所以配合应该是最好的,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。因为在我拍摄的摄影家里,超过70%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肖像拍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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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东尼·达加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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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尔乔·洛蒂

    被“缴械”,才能看到相机后面的人和作品

马列:这组肖像还有一个共同点,绝大多数被摄者没有在手里拿相机。评论家顾铮说,这些摄影大师在某种程度上被“缴械”了。这是您有意为之的吗?

钟维兴:是的。很多人来之前就知道要接受拍摄,所以都会带着相机,但是我后来发现,如果全拿着相机,太表面化了。所以我最多拍两幅,就会请他把相机放下来。

马列:这样的设计,某种程度也是为了更好地看到相机后面的人吧。

钟维兴:对,看到人,继而看到他的作品。以前我拍摄肖像前观察人物,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,这次则做了更多探索——尽量让摄影家的肖像与他的作品产生一些精神上的联系。因为肖像摄影其实很容易也很怕雷同。如果仅仅从脸谱化的角度去表现,肯定容易重复,因为人的姿态是有限的。我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他的作品,然后根据这些理解,更好地调度被摄对象。

马列:关于这一点,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?

钟维兴:比如乔-彼得•威金,他本身的创作就是依靠肢体设计,并且带有一些重口味的呈现方式。后来我拍他的时候,威金就直接把自己的袜子脱了,扎在头上。比如乔治•鲁斯(Georges Rousse),我特意做了一个框,让他拿着拍摄。因为鲁斯的作品就是运用了各种框的透视效果。我认为如果能让摄影家和他的作品发生一些内在关联的话,对我的作品呈现是有很大帮助和提升的。

马列:这组作品中有彩色也有黑白,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?

钟维兴:每次拍摄,胶片、数码、黑白、彩色我都会拍一些,会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。规定动作就是必须拍的,比如标准肖像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个项目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我的一个艺术作品,项目本身的文献性也非常重要。为了体现对文献性的重视,我会先对他做一个访谈,然后再拍摄,并且是全程摄像、录音的。有的拍摄结束以后,我们还会进一步深入记录。像贝尔纳•弗孔(Bernard Faucon),我就去了他的家乡和作品拍摄地,明年还要专门做一部纪录片。这个项目不只是照片。我认为应该尽量完整、立体、鲜活地把当代摄影大师记录下来。

    跨界才能更有力量

马列:您对法国艺术家情侣皮埃尔和吉尔(Pierre & Gilles)的拍摄,不只是静态影像,还有动态影像的记录,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让•吕克称之为配景设计(scenography)。您是怎么想到以这种方式记录的?

钟维兴:摄影发展到今天,如果只停留在强调所谓的本体语言,只讲传统的呈现方式,只选用单纯的静态摄影的方式,我认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表达了。今后的摄影创作,一定会更多的跨界,更多的跟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。你提到的皮埃尔和吉尔,他们的作品就是皮埃尔拍照片,吉尔在拍回来的照片上画画,很独特。我拍他们的作品,如果单纯用照片,不去吸收当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和做法的话,至少对我来讲,力量是不够的,表达也不够充分。所以我就做了视频作品。一个好的作品,凡是能够增加表达力度的形式,都可以运用,不要把自己捆住。我发现一个真正优秀的摄影师,具有单一身份的很少,大部分人既是诗人,又是作家……往往这种跨界的、知识特别丰富的人,做出来的作品更不同。

马列:目前选择的这些摄影大师有标准吗?

钟维兴:他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。在这种前提下,我尽量先拍年纪大的。

马列:您目前的拍摄主要集中在欧美,日本也有一些,会拍中国的摄影家吗?

钟维兴:一定的。作为中国人,我绝对有兴趣和义务拍中国的摄影大师。我的想法是首先通过拍全球的摄影家,积累一些经验,因为拍中国摄影家的压力远远大于拍国际的。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:把全球的摄影家拍差了,大不了他们不跟我玩了,但中国的必须拍好,因为天天要在这儿混啊。当然了,这是玩笑。目前来说,我的精力不够同时进行国内和国外的拍摄,既然已经开始了,至少要把国际摄影大师拍到100个,然后进行一个阶段性梳理,才能启动中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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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丁·哆杰瓦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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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威廉·克莱因

    关于未来,“我更看好中国”

马列:您现在有特别想拍,但还没拍的吗?

钟维兴:还有很多啊,比如安妮•莱博维茨(Annie Leibovitz)、辛迪•舍曼(Cindy Sherman)、南•戈尔丁(Nan Goldin)、杰夫•沃尔(Jeff Wall)、杉本博司等。如果前100个人能把他们都拍到,我就太幸福了,拍不到也无所谓,因为这个项目不是封闭性的,可以不断更新。

马列:常年在国外生活、创作,您觉得西方摄影在当下有什么发展趋势吗?

钟维兴:当今摄影领域,话语权主要在西方,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。前段时间我跟法国摄影家雷蒙•德巴东(Raymond Depardon)聊的时候,他的判断是:摄影会越来越好,但是摄影师会越来越难。以前媒体摄影师的作品可以传播得很好,作品可以卖很多钱。但当下人人都是摄影师,媒介传播的方式、创作的方式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要靠摄影活下来越来越难。但是毫无疑问,摄影会越来越好。因为在这种残酷的竞争逼迫摄影师必须做更好的作品,所以不见得是坏事。

马列:您怎么看今后中国摄影的发展?

钟维兴:我更看好中国。艺术发展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作基础,尤其是经济。二战以前以欧洲为主导的摄影格局,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代摄影格局,都跟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政治地位、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。目前,我接触的许多国际上的艺术家都很羡慕中国,在他们看来,中国充满活力。我认为几十年以后,全球的摄影中心很可能就在北京或上海,而不是纽约或巴黎。

   

[责任编辑:李运恒]